京师书院凡是说到提高国民素质，没有不把教育放在首位的。但是，鲁迅却说，他不喜欢教书！（一）从一九零二年到一九零九年，鲁迅
京师书院
凡是说到提高国民素质，没有不把教育放在首位的。但是，鲁迅却说，他不喜欢教书！
（一）
从一九零二年到一九零九年，鲁迅在日本整整度过了七年又四个月的留学生涯。
尽管他自己说要“弃医从文”，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但回国后得到的第一个饭碗，就是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半年后，便转到绍兴府中学堂，不到半年， 又转到教育部去做官，还常常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大学做兼职讲师。后来为了与许广平同居，他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到了厦大，四个月后离开厦大，去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两个月后又离开中大，不久去了上海。从此，他终于彻底与教育分道扬镳了。
如果把十四年的教育部官员生涯算在内，那么，鲁迅有十七八年在教育领域。几乎占了他一生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
但是，鲁迅自己仍然说，他不喜欢教书！
在北京时，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有过这样的调侃：
“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两地书原信》十七）
到了厦门，不少学生来请教，他觉得应付不过来，说：
“我在这里又有一事不自由，学生个个认得我了……我真没有这三头六臂”
不久后更表现出对教书的不热情：
“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做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且不说“做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 的说法是否有理，鲁迅是认为研究教学会妨碍他写文章的。接下来就表明了自己的选择：
“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如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
这是把研究排在文章和应酬之后了，至于教学，则完全不提了。不但不肯做教师，连做学问也不愿意。人们常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做学问就要能坚持坐冷板凳，而鲁迅是浮躁的。他承认自己“只顾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权且静静，做一部专门的书。” （《两地书原信·七十六》）。
在厦门，对待学生，鲁迅开始他还只是口气冷淡：
“我的生命，实在为少爷们耗去了好几年，现在躲在岛上了他们还不放。但此地的几个学生，已组织了一种出版物，叫做《波艇》，要我看稿，已经看了一期，自然是幼稚，但为鼓动空气计，所以仍然怂恿他们出版，逃来逃去，还是这样。”（《两地书原信·七十一》）
鲁迅常常称学生为“少爷”，以表示他的不满。再到后来，就表现出厌恶了：
“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自己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两地书原信·八十九》）
“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吗？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两地书原信·九十》）
学生来请教，鲁迅觉得麻烦：
“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迷信我，真无法可想”（《两地书原信·一一四》）
鲁迅辞职的时候，有些仰慕他的学生这的要跟着走，鲁迅嫌烦，而且预料这些人将来会攻击他，这种潜在的恐惧，很有意思，很值得推敲：
“这么一来，我到广州后，便又粘带了十来个学生，大约又将不胜其烦，即在这里，也已经应接不暇……将来攻击我的人，也许其中也有”。（《两地书原信·一一九》）
甚至对自己即将去的广州，鲁迅也怕那里的青年们来麻烦自己：
“我本可以于年底将此地决然舍去，但所迟疑的怕广州比这里还烦劳，认识我的少爷们也多，不几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样。”（《两地书原信·八十》）
人们常说鲁迅是怎么怎么爱护青年人，还是请看一看他的以上的自白吧。
（二）
鲁迅似乎对教育秩序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每次到一所学校，待不了半年，甚至只有一两个月，就闹出了是非。或多或少都要做些让校方难堪的事。称赞他的人可以说是有斗争性，但站在学校管理的立场上看，也可理解为捣乱。如果你真要改造学校，也不必那么岌岌乎，等真真了解了情况再说。
在杭州鲁迅被称作“拼命三郎”，刚到学校两个月就勇斗刚刚上任的校长“夏木瓜”；在北京便鼓动女子师范学校闹学潮，赶走校长杨荫榆。“夏木瓜”固然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而杨荫榆却是道道地地的美国留学生。他们的治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都是出于对学生的负责，对教育的负责。夏是一个很有骨气，敢于与洋务派顶着干而不惜丢掉乌纱帽的人物；杨则是爱生如子女，最终为了保护学生而献出生命的人。他们的教育理念也许不完全正确，但这可以讨论，不必煽动学生闹事，搞斗争。
如果说对他们两位，还可以说有理念上路线上的分歧。那么，在厦门时，那就更不应该了。尽管厦大校方已经十分优待，并且任鲁迅发表偏激的观点，但鲁迅还是看不惯所有的人，包括校长林文庆。自己不好好备课教书，却和别人计较怎样扩张自己的势力，上一个月课，就打算旷半个月。教书不到三个月，拿了五个月的薪金。稍不如意还要走人。
鲁迅在厦大期间做过几次演说，一次是在例行周会上，要学生“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不读中国书，那么多读外国书吧，其实也只是空谈，鲁迅自己也没有读多少外国书，看他的书款的记录，除了在临死前几年买了一些马列的书，几乎都是中国的“老古董”。所以，所谓“少读中国书”，真实的意思是少读书，或不读书。他说“人生识字糊涂始”，他说聪明人不能支撑这个世界，和毛泽东的“卑贱者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出一辙。一次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请鲁迅去讲演，鲁迅便讲了一套“聪明人不能办事”的话要学生敢于反对纪律“约束”，要学生“不要想来想去，只管去做就是了”。这次演讲竟导致了集美的学潮，学生们打出“打到叶渊”的口号。
鲁迅离开厦大时，学生挽留，有人策划乘机发起学潮。鲁迅心里很清楚，却摆出一付无所谓的态度：
“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原信一二二）
“放火者就放火者罢”，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鲁迅到厦大，不是为了来教书，是来捣乱的。（川岛《与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鲁研家们说这是对鲁迅的污蔑。其实，如果把“放火”叫做“破坏”，把“放火者”，叫做“教育秩序的破坏者”，那么，说鲁迅到厦大是来捣乱的，一点也没有冤枉他。
中山大学答应给他比厦大每月多一百元薪水，在答应让他做教务长，答应他为该系唯一的正教授，还答应他让许广平做他的助教，每月工资一百元，这一切全都落实以后，鲁迅走马上任了。可是，到广州，刚两个月，他又辞职了，理由是不能与将要调来的“顾颉刚”共事，威胁说“鼻来我走”（顾鼻子红，顾以鼻代顾。其实鲁迅与顾并没有什么矛盾，何况你是教务长，怎么能这样不容人）校方为了留住他，作了极大的让步，让顾颉刚暂不报到，去上海等地购买图书。但“铁骨铮铮”的鲁迅，一点也不肯稍作妥协，坚持“鼻来我走”。最终还是拂袖而去了。
（三）
对于学生运动，到底应该怎样看待？
如果我们站在对教育负责的立场上，站在学校的立场上想一想，就可以理解，劝阻学生参加社会上的运动，是为了保护学生，这是学校教师的一种责任。学生思想不够成熟，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担当起如此重大的国家重任，即使参与，也往往被人利用，于事无补。这已为百年来学生运动的历史所证明。何况是因为对学校某些制度有意见，动不动就“运动”，动不动就“反抗”，动不动就“闹事”“放火”。这本来是不正常的现象。
就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例。在1926 年那个时代，办女子学校，让女子上学本来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为了避免让别有用心的人抓到把柄，作为借口，来反对女校，校长杨荫榆制定一些规范，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就有谣言说女学生可以叫出来嫖）。即使有些制度严厉了一些，也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不必用斗争的手段，
杨荫榆是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好校长，（她的事迹很动人，这里不展开了）。如上所说，她最终是为了保护女学生被日本人杀害的。在管理学校方面，她的行为即使严厉了一些，如鲁迅说的是“婆婆”管“媳妇”，那也都是出于无奈，出于好心，何至于要鼓动学生赶走校长呢？退一万步说，即使校长该走人，作为兼职的教员也不该去鼓动学生“造反”。更不能说，同情杨荫榆的人就是“鹰犬”就是“暴徒”！
从上述鲁迅对学生的一贯态度看，鲁迅的鼓动是不负责任的。对学生运动，蔡元培，胡适等都是反对的，但是他们反对在前，却保护于后。当事件已经发生时，他们又会出来保护学生。如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学生被捕，他不遗余力地营救。为此自己却提出辞呈。鲁迅则相反，事前煽动 事后却没能做出保护学生的任何实际行动，至多在刊物上写几篇文章声援而已。当然这不能怪他，他本来就没有保护学生的能量。
学生应该在学校埋头学习，以待将来之用，这是教育界的常识。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改站起来，四面瞭望。”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是一种教育的智慧。而在大学里，主要是应该搞研究进行专业训练，而不应该热衷于搞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一九二六年二月，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蔡元培从欧洲考察回沪。就对记者谈话，“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希望学生“埋头研究，以规将来。”蔡元培也不赞成甚至反对学生热衷政治运动，这恐怕是不能说是“鹰犬”、“暴徒”吧。
（四）
一个国家要提高国民素质，首先要办教育，这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共识。
许多和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本行是不是教育，他们最终都选择了讲台。
鲁迅说要以“文艺救国”，不错，文艺确实也能唤起民众，但与教育相比，毫无疑问，当然是教育更重要。教育包含了文艺。如果不识字，也没法看文艺作品。不能想象一个要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的人，会不重视教育，不喜欢学生，不愿意当教师。
事实上，二三十年代，无论是从欧美还是日本留学回来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教育，办教育，办学校，做教师。
胡适、梅贻琦、傅斯年，蒋梦麟、潘光旦、李四光、马寅初、陶行知，夏丏尊， 晏阳初 ，黄炎培， 罗隆基， 李叔同 ，朱自清， 梅光迪， 胡先骕 ，章士钊 ，张闻天， 徐志摩…… 无论是学工的学法律的学经济的学农科的还是学教育学的，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爱国的学者是不重视教育的，不愿意做教师的。有的大学者大学问家还到小学，初中去从事教育，如汪懋祖、吕思勉、钱穆、朱光潜等等。
（五）
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些回国办教育，热爱教育的人和事：
蔡元培本是清朝翰林学士，国民党元老，早期致力于革命，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救国。但他说自己“近于学术而不宜政治”。致力于教育，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认为以教育开发民智才能达到反对专制的总目标。他做北大校长，开了北大的“自由”和“学术”之风。把本来官僚气十足的北大，变成真正兼容并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高等学府。
在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讽刺过的汪懋祖，在美国哥大受教于杜威。回国后，先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后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并任江苏省督学。但是，他却于1927年放弃这一切，回到苏州创办苏州中学，并任校长4年。只为实现自己亲自办学的理想。抗战爆发后，又赴大理办师范学校。他写过“报国平生志，树人百岁心”的句子，把“树人”作为自己“报国”的方式。
陶行知美国留学，杜威的学生，接受西方的新教育，对中国的农村，民间的疾苦深切地关心着。回国后就从事平民教育，师资奇缺、经费匮乏的情况下，他为平民、劳工办起一个个学团。他说：
“在我的眼睛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
又说：“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正是他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宣言。
黄炎培 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他重视在国内各地和世界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黄炎培主要关注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后来，又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创立中华职业学校，创办定海中学等。
现在的中国人，知道晏阳初的不多。可是这位中国的平民教育家，却曾经在美国被评选为“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和爱因斯坦，莱特兄弟等人并列。晏阳初从耶鲁毕业回国之后，立即策划平民识字运动，并于1923年成立了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全国各地掀起扫盲识字运动，每到一地，利用商行、机关、寺庙空房组成平民识字班。
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希望以此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将自己的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
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数以百计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陈筑山、瞿菊农、冯锐、孙伏园、李景汉等海外归来博士、硕士，他们纷纷放弃了都市中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举家前往偏僻艰苦的定县，加入了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行列。这一举动称为“博士下乡”。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他说“
“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也许就是因为反对暴力革命，在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再也没提起他。
胡先骕，成就卓著的植物学家，但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胡先骕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也发表过许多深刻的意见。任中正大学校长时，他就提出，“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他特别反对功利主义，主张教育要培养健全的人格。他支持通才教育，反对专业训练，他说：
“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暇，应善自利用时间，去追求真善美，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这样才能获得丰富快乐的人生。
陈嘉庚，本可以经商盈利为事业，但他却无比地热心于教育。厦门大学，集美大学，集美中学，翔安一中，集美学村等都是由陈嘉庚创办的。他通过经营所得，积资千万，全部用于兴学等公益事业，不遗子孙财产。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办厦大时遇到艰难境遇，他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可惜，鲁迅却一次次诅咒它，说这学校是办不好的。
林文庆 一代名医，做过孙中山的保健医生。同样投身教育。辛亥革命之前，便提倡女子教育，开风气之先。1921年应陈嘉庚之请任厦大校长。厦大开学后，林文庆亲自对学生进行英语口试，并将口试情况通报全省各公、私中学，对推动福建省外语教学起了积极作用。在厦大任职16年。校内设施，院系组织、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的延聘，都参照欧美大学而改进，使厦大成为全国闻名的立案私立大学。1934年，陈嘉庚经营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下宣告破产，厦门大学也濒于关闭，林文庆毅然和陈嘉庚分忧，只身南渡，为大学筹募经费，得20万元。他还将自己的薪金悉数捐赠学校，将自己的庄园变卖资助办学，终于使使厦大度过难关。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可惜遭到鲁迅的讽刺、嘲笑甚至谩骂。
陈春澜 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少年时期，即奔走于武汉、上海、上虞等地，做学徒，当“跑街”，始习经商之道，随后，又办货栈，开钱庄，终成商界巨子。他是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捐资人。夏丏尊在《白马湖之冬》中提到的那个学校，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等曾执教于此。当时春晖中学以其环境幽雅、校舍设备完备、教师学识渊博、教学质量优良，培养了一批批有用人才而闻名遐迩。春晖中学为缅怀陈春澜办学义举，在校门左侧，建造“春社”，由蔡元培题写匾额。外植花木、内设牌位，以资纪念。
钱穆 大学问家国学大师 1949年，只身南下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即使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上海大流氓杜月笙都知道教育的重要，出资支持教育。49年以后作为靶子批判的“武训”更是献身教育的典范。
其实说到底，从孔夫子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重视教育的。
（六）
然而，高喊要改造国民性的鲁迅，恰恰不重视教育，不热爱学生，不喜欢当教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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